武清城关的铁城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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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初年，武清县治自今泗村店镇旧县村西迁至元朝遗留的“卫帅府镇抚衙”，位今城关镇政府之东。明正德初年知县陈希文在新建的县衙外围修筑庞大的土垣，以抵御流寇和土匪；嘉靖二十二年，知县沈文冕与专事城防的兵备副使杨大章特邀多方高士谋划筑城事宜，经报朝廷奏准后，筑以土城。这便是隆庆三年（1569）后巡抚都御史刘应节和知县段云鸿等人相继“甃砖”并多次大规模动工修缮的武清城。 阅读明、清两代武清《县治图》，可清晰看到武清县衙的照壁、正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内宅），包括后建于北城之上的镇雍楼与北极台都非常严整地坐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这条“中轴线”就是现在城关镇内的北大街。阅读1938年的武清《县城图》，又清晰看到这条北大街与小南街（现西南街）相连并笔直地伸向南城，且经勘测证实这条北大街恰是县城的东西中轴线。显然，县衙的“中轴线”同时也是县城的“中轴线”。

据清乾隆七年《武清县志》载：明嘉靖二十二年筑的土城将正德初年所筑的土垣东、北两面截去349丈（城周始为1570丈），隆庆三年将土城“甃以砖”，再次修整城周并缩减百丈（武清城周长终为1470丈）。两次“缩减”，皆是为达到北大街这条中轴线南北之“正”和东西之“中”。中轴线亦称正中线。古以正北为“子”，以正南为“午”，正中线即为子午线。这就是说，武清县衙坐落武清城的正子午线上，此与民间关于武清“子午衙门”“子午城”的流传恰恰吻合。

古为六朝皇都的紫禁城坐落于北京城的正子午线上，蕴意皇帝贵为天之骄子，理当居中；武清县衙坐落于武清城的正子午线之上，则暗寓武清命官受“天子之命”，领一方水土，牧一方子民，官府居中，统帅全县。同时也向世人昭示武清命官近民亲民，正大光明和断事公道之意。 武清孔庙始建年代现无考，但据史志记载历朝历代武清官府对孔子的礼尊之重，和对孔庙的建造规模及修缮情况看，应建于县治迁至城关后的明永乐年间。《大明御典·先师卷》称：明成祖朱棣当政22年中三次上谕地方“以律于民，治人也；以理于民，治心也。”理，即儒理、儒教。地方兴建孔庙，当是这一时期。

武清孔庙（又称文庙）和其他地方孔庙一样，为县学所在。凡入仕者，先入县学，经县试、府试、院试录考合格者为生员（俗称秀才），方可逐级参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直至金榜题名。清光绪末废除科举制后，县学称新学。1930年武清县第一所私立中等学校，就开办于孔庙启圣祠内。

武清孔庙建置规模宏大，中轴分明，礼制完备，每年祭孔大典为武清之盛典，文化内涵十分深厚。神秘的泮池、巍峨的学宫、学宫南的魁星楼、神路东的文昌阁等，严谨地组合成充满中国古典式的文化建筑群，为一方之冠。

孔庙大成殿之东的启圣祠供奉孔子的父亲，之西置有名宦祠，礼尊“左祖右社”；县衙大堂前东侧设吏房、户房、礼房，西侧设兵房、刑房、工房，礼尊“左文右武”；以县衙为正，东有孔庙，西有城隍庙，礼尊“左文右武”；自南门入城，西有孔庙，东有关帝庙，礼尊“左文右武”；从东门入城，南有孔庙，北有关帝庙，礼尊“左文右武”。“左祖右社”和“左文右武”，是儒家 “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而“天”居上的儒家理念尤其突出体现。武清崇儒尊礼至深至重，不愧为“四方清明”、“崇儒兴学”、“昔贤代起”的京畿“首善之域”。 清乾隆七年《武清县志》载，“诸县俱城，独武清称壮”“城且坚，至目之为铁城“，由此可见，武清城关故城古时“铁城”之誉，确为实也。

城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武清城未遭遇大规模战争的破坏，却历经几次洪水、地震之灾。明万历三十二年的特大洪水“淹城砖至24层”；清康熙七年的洪水致县城“三门俱塞，水瀑入城不能御”；清乾隆三十年，乾隆帝诏户部发帑大规模重修武清城（传为宰相刘墉驻守督修）。

巍巍铁城见证着武清的沧海桑田，自明朝洪武初年首任武清知县谢荣始，有记载的历任武清知县、县令、知事、县长多达150余人（未被记载者尚有数十人）。这些武清的“父母官”在漫长的风云变幻中，历经多少艰辛与兴衰，创造了多少显著业绩，这一切已无从说清了。

1958年前后，巍然矗立400余年的武清“铁城”，被毫无缘由地毁掉了。痛哉，悲哉！城虽毁，但这座内涵丰富并尚待继续抢救挖掘的“文化古城”，定将成为中国北方地方县城的“经典”而载入史册。

浙派三大家：是明初绘画派别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戴进、吴伟、蓝瑛。戴进上承南宋院体画家李唐、马远、夏圭等人画风，善画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因戴进是浙江人，故称之为浙派。吴伟亦工山水，为浙派的盟主，用笔雄健豪放，纵横自如。蓝瑛为浙派殿军，擅长画山水、花卉，其画风初年秀润，晚年笔力苍劲，学者甚众。

吴门四家：指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他们都在苏州从事绘画活动。因苏州古为吴地，故称“吴门四家”。四人中沈周、文徵明擅长画山水，唐寅山水、人物画都很擅长，仇英以工笔人物、青绿山水见称。

波臣派：明代人物画派之一，创始人曾鲸，字波臣，故名“波臣派”。此派立足闽中，影响甚广。其画法，重墨骨，墨骨既成，然后敷彩，以取气色之浓淡，人物精神显于墨骨之中。常以淡墨勾画五官部位，再以粉彩渲染。一时效法者甚多，曾鲸广传弟子，影响颇大。

松江派：明末山水画流派之一。以董其昌为代表，克勤克俭阖派有三：以赵左为首的称“苏松派”。以沈士充为代表的称“云间派”。这两派都导源于宋旭。赵左和宋懋晋同师宋旭，沈士充师懋晋兼师赵左。以顾正谊为代表的称“华亭派”。他们都是当时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古称华亭）人，风格互有影响。其面风逸润苍郁，骨格灵秀，气韵笔法，尤显古妙。这三支派合称为“松江派”。

嘉兴派：明代山水画流派之一。为嘉兴画家项元汴始创。元汴善画山水，画风雅淡高简而有逸趣。家藏法书名画，为一时之冠。清陈蘧《蝶野论画》云：“项氏三世，谓为嘉兴一派之首。”

南北宗：明代画家董其昌所创。他把李思训和王维视为“青绿”和“水墨”两种画法风格的始祖，并从此提倡中国山水画分“南北宗”之说。另有莫是龙在《画说》中说：“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清方薰认为：“画分南北宗，亦本禅宗‘南顿’、‘北渐’之义，顿者根于性，渐者成于行也。”南北宗原是指佛教史上的宗派。所谓“南顿”、“北渐”，把“顿悟”和“渐识”（苦功修炼）作为彼此的主要区别。这种划分法，标榜了“南宗画”即文人画出于“顿悟”，因而视为“高超绝伦”，“有士气”；同时，认为“北宗画”只能从“渐识”也就是从勤习苦练中产生，有轻视和贬斥之意。方薰也认为，顿者根于性灵，渐者成于力行，前者重在领悟，后者重在功夫。南宗王维，始用渲染之法，其传人有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米芾父子及“元四家”。北宗则是李思训父子，其传人有赵伯驹、赵伯骕及马远、夏珪、吴小仙等。

清初四王：指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人，他们都是宫廷画家。王时敏为清代画苑之首，王翚是他的学生，王鉴是王时敏的同乡，并属亲族，王原祁是王时敏的孙子，康熙九年进士，曾供奉内廷，充当画苑总裁官。这四王的艺术主张是提倡摹古。四王之画，笔力超凡，功力极深。气韵高雅，别开生面，名盛一时。他们的画风直到清末仍有影响。

草原派：草原游牧民族绘画流派。由契丹著名画家胡环、李赞华等人形成。其绘画艺术大都以牧马、出猎、射鹿、雪骑等为题材，描绘了北方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具有鲜明的世族特色。这个画派的作品在我国绘画史上有其特殊的位置。

金陵派：以画金陵风景著名的流派。为首的是龚贤，江苏昆山人，寓居南京清凉山扫叶楼。他画山水，取法董源、巨然。他与当时的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造、谢荪并称金陵八家。他们多写南京一带的山林景色，画风并不完全相同，惟以同处金陵故称一派。在八家之中以龚贤贡献最大。他从山水画的创作上认识到了艺术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他提出“奇”与“安”、“幻境”与“现实”的关系，指出任何塑造成功的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都是“奇”而“安”的形象，既是“幻境”，又是“实境”，这是真实与理想的统一。龚贤山水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他的用墨方法上。他运用宋人的“积墨”法，画山石树林，多次皱擦渲染，墨色极为浓重。在浓重中又有明暗细粗的变化，因此真实地表现了山川的浑厚与苍秀，江南大自然的丰饶与明丽。他画树有烟林、雨林、晴林、朝林之分。著有《半千课徒画说》、《画诀》二书。

姑苏派。是以萧云从为首的山水画派。萧云从，安徽芜湖人。明崇祯十一年曾参加复社活动。清代初期，不愿为官，隐居苏州。精六书六律，工诗文，善山水，得倪瓒、黄公望笔法，兼写人物，晚年放笔自成一格。他曾在采石矶太白楼画庐山、峨眉、泰山、衡岳四大名山于四壁之上，甚得人们叹赏。这一画派的山水画特点是专写江南风景，用笔圆劲古朴，渴笔枯擦，淡墨渲染。萧云从之弟萧云倩及子一荐、一箕等，均以善画而得名。

新安派。这一派以弘仁、查士标、汪之瑞、孙逸四人为首，他们都是安徽休宁人。休宁古称海阳，属新安郡，故又称“海阳四家”。他们画山水宗法黄子久、倪云林、吴仲圭。用笔不多，喜用折带皱，惜墨如金，多作荒寒之景，学者称之为“新安派”。

江西派。以罗牧、罗烜为首。罗牧字饭牛，宁都人，侨居南昌。能诗喜饮酒，以善制茶，工书画。他画山水宗董源和黄公望两家笔法。这一派的特点是林壑森秀，墨气浑润，爱画枯木竹石及秋冬景色。罗烜是罗牧的孙子，江淮一带很多人向他们二人学画，故有“江西派”之称。

丹徒派。以张崟、顾鹤庆二人为首。他们的特点是学明代四家画法，专写镇江一带春夏风景，笔墨清劲秀丽，山水茂密。当时有“张松顾柳”之称，说明两家各有千秋。这一派的名画家还有潘思牧、潘圭、潘岐、张深、唐耀卿、周序培、周镐、明俭和尚。他们都是丹徒人，故称“丹徒派”。

扬州派。以李育、王素为首。二人都是扬州人。李育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精，他能综合古代各家之长，墨色润雅，特别是仿新罗山人的花鸟画尤佳。他与同时的天津花鸟画家李绂唐并称“南北二李”。王素善画人物、仕女，笔墨潇洒，特别是爱画一些民间风俗故事画。在扬州从李、王二家学画者甚多，故称“扬州派”。

上海派。又称“海派”，清末以上海地区有代表性的画家为首，如虚谷、任熊、任颐、赵之谦、吴昌硕等人。他们所画花鸟、人物，构图新颖，色彩浓艳，对近代绘画有很大影响。

宫廷画派。清代帝王中虽有几人崇尚绘画，但未开设画院，仅设有内廷供奉之职。许多画家被诏入宫中任职，专为帝王作画。他们所画的作品多署“臣”字款。一般按照皇帝的意图以及宫廷中的装饰作画，其中著名的画家有：人物画家：顾贝龙、冷枚、焦秉员、陈枚、丁观鹏、金廷标、华冠、周鵾、沈振麟。花鸟画家：杨大章、邹一桂、蒋廷锡、周安节、余省、张若霭、徐扬、李秉德、阮玉芬、缪嘉惠等。山水画家：唐岱、王敬铭、张宗巷、钱维城、董邦达、陈善、孙佑、袁瑛、方琮、冯宁等。此外还有两个外国人，一是郎世宁，西洋教士，意大利人，康熙五十年到北京入职内廷，工翎毛、花卉，尤善画马。二是艾启蒙，工花鸟。他二人的画法是以西法参融中法，刻画入微，形神逼肖，精工细致，技艺高超。因这些人都是在宫廷作画，故称宫廷画派。

扬州八怪。又称“扬州八家”，是清代画坛上一大流派。清代乾隆时期聚集在扬州的职业画家金农、黄慎、李觯、郑燮、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等8人，继承了明代与清初画家如陈道复、徐渭、朱耷、道济等人的传统，进一步抒发个性，不拘于前人笔墨成法，各创独特风格。由此，被当时的守旧者视为骚扰画坛的“怪物”，故有“八怪”之称。其革新精神，在今天看来，正好反映了当时画坛的全新要求，对近代中国画的改进起了一定作用。

岭南派。以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二人为首。高剑父，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归国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从事美术教育，历任东京大学教授、南京美术院院长。工山水、花鸟、走兽，也能画人物。他的画作特点是融合日本画法，着重写实，抓住对象特征，传其神情，形象真实，色彩富丽，构图别致，有浓厚的南国情调。特别是写生、写色、写光，表现透视远近、气候关系等，有高深的造诣。高奇峰，画艺与兄长齐名，也曾留学日本，在用笔、用墨上更加苍润淋漓，气势蓬勃有生趣。采用泼水推笔之法，是他的创举。高氏兄弟在美术教育方面，培养了许多人才，共同开始了“岭南画派”，至今仍有很大影响。这一派的艺术生命力长久不衰，直到当代，岭南画派中仍有关山月、黎雄才等成就卓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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