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烟云流润、神气俱足”——临摹董其昌作品有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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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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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朱谋垔yīn（1584～1628），明朝宗室、奉国将军、书法家，作家，其编著的《画史绘要》中，将董其昌山水树石标榜为明朝第一位置，说他的画作，“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处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董其昌擅于山水画，师法于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存世作品有《岩居图》、《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画作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作品《戏鸿堂帖》（刻帖）。颇能诗文，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

回想了一下，从2019年11月开始临摹沈周的作品至2022年2月，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共完成沈周、蓝瑛、弘仁、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董其昌等八位明清画家319幅作品临摹，已完成16篇文章，包括对前七位画家的绘画与文字梳理相结合的约4万多字感想。

有些朋友会问，为什么这么逼着自己除了临摹名家之作，事后还要把与其作品相关的文字整理出来呢？不会有人仔细阅读啊!花费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

常人眼里，大批量的临摹已属不易，还要完成相应文字梳理，毫无意义可言，而在理智看来，这些计划安排，也只是养成写读书笔记习惯的延续罢了。

读一本书之后，我会随手整理这本书的内容提要，记下作者时代、内容章节、版本流传以及自己的心得评论，或随意写一些心得感悟，这样才算是把一本书读完整。往往一篇有思想脉络的散文随笔或者一首诗词、歌词，就是在阅读有价值的书中获得了灵感而写出的。

清人李慈铭的《越漫堂日记》，大部分为读书笔记，颇有学术价值，足资借鉴。

近代晚清画家吴昌硕（俊卿）学识渊博，长于文笔，书法篆刻独步一时，所作花卉，苍劲雄浑，形神两得，融书画刻于一炉，其特点也在于一个“通”字。他虽然自己说“五十学画”，从事丹青甚晚，实际他文学功深，书法精妙，篆刻卓绝，以其造诣移之于画，“五十学画”不过为自谦之辞，认为以前所作，不足言画而已。

“读书重在有恒，知识出于积累，学问离不开记忆。过目即忘，等于未尝阅读，所以记诵之功，不论何时，均不可废。如宋龚程以博览群书、记诵精准著名，至被乡人称为‘有脚书橱’。可见其致力甚勤，功夫很深。近代一些搞文史哲的老学者，博通古今，能够有问必答，也不在少数。但人一生的时间精力，究竟有限，对浩如烟海的古今著作，即属于自己的专业范围，亦难观遍尽晓。因此使用工具书，以补记诵的缺欠、常识的不足，实为人人所必需。”

“有些成名作家，认识到自己整天只搞创作，很少读书，渐觉题材贫乏，灵感不来，有如无源之水，行将枯竭，而提出‘作家学者化’的口号，主张作家要有计划地读书，以广泛地丰富知识，吸取借鉴，提高创作水平。一些老画家，通过多年的实践，也有类似的感觉，发现自己因为学识不足而造成绘画方面的重大缺欠，不能像古代书画大家那样做到诗书画三绝的自然结合，把文学艺术融而为一，主要原因在于不读书。于是呼吁朋俦，读书补课；教育后辈，注意学与艺的统一。”（刘叶秋《语文修养》）

最近听友人说起一位六十六岁的大学教授，他退休以后的六年时间里，阅读了两千多本书，几乎是每天一本，理智也曾试过一年之内三天一本书的阅读量，要用废寝忘食来形容每天的状态。

读书，目的在于吸收。一方面开阔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一方面培养眼力，提高鉴别作品好坏的水平；而这也正是为锻炼笔力，为提升写作技巧打好基础。根据自我需要，选取有代表性的好书来读，以期“开卷有益”，读一书即收一书之功。

多数人除了本职工作或者专业范围的内在扩展之外，还会同时重视看专业以外的书，即读书的向外扩展。像理智个人比较喜欢的唐诗、宋词，戏曲、散文、传记等等，因其中时有语文词藻，可以引为练笔的旁证，而且内容丰富多采，使人耳目一新，闲暇时可以换换脑筋，活跃思维，以彼鉴此，推动对知识的理解与不断更新。

我们不用做那个乡人口中的“有脚书橱”，但是当我们阅读某篇文章时，比如朱自清《论雅俗共赏》一书中提到的：“人见佳山水，辄曰‘如画’；见善丹青，辄曰‘逼真’。”所说的内容，是清朝代画家王鉴他在《染香庵跋画》中的描述，脑中会联想曾经欣赏过的王鉴作品系列，以及他所处时代背景、绘画风格、师从何人、相关人物脉络等等，还有朱自清提到的同是清代画家王时敏一幅画跋里说过：“石谷所做作雪卷，寒林积素，江村寥落，一一皆如真境，宛然辋川笔法。”，辋川指的是王维，“如真境”是说像自然的境界，所谓“得心应手，意到便成”。

我们多读一些绘画与诗歌、散文方面的书籍，文人墨客提及的那些对诗文、戏曲、书画的评论描写，会随着日渐积累的知识增长，各方面信息扑面而来，诉诸于想象中，以期艺术与自然多维度的完美显现，而不是死板板的文字展示与线条图形的描摹铺设，那“气韵生动”就不单单理解为南朝齐梁时期画家谢赫列举的绘画六法内容之一，朱自清这句“气韵生动，似乎原是音乐的术语借来论画的，它接受了自然神化和神韵的意念，排在六法首位。”就很容易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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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绘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更应该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掌握书画理论常识，了解绘画基本创作方法与创作过程，而自己动手临摹创作书画，更有助于对书画家风格形成、变化的理解和认识，这都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确有实效的方法。

2021年8月底至2022年2月底，历时六个月的时间，理智临摹完成的董其昌山水册作品共计40幅，其中原画作尺寸与收藏处：

（1）仿古山水册十开10幅，56.2×35.2cm，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

（2）仿古山水册十开10幅，24.3×17.3cm，天津博物馆藏。

（3）仿古山水册八开8幅，26.3×25.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4）仿古山水题诗册八开6幅，32.1×23.2cm，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5）仿古山水题诗册六开6幅，27.1×19.3cm，天津博物馆藏。

（临摹作品集链接于此，轻点蓝字可见…… 临摹山水册 1－20幅， 山水册21－40幅合集 ）

临摹董其昌作品之后，理智一边搜集，一边阅读其相关书籍与资料，考虑新购入几本书画方面的书籍，以作补充。据《故宫书画院·第一编》书中介绍，明代是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流派纷呈的重要阶段：

明早期绘画以戴进、林良等人粗狂纵肆的“浙派”、“院体”风格主导画坛；

明中期以后，吴门（苏州）地区成为书画创作的中心，“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以清雅淡丽为主的文人画风代替了宫廷中富丽堂皇的“院画”，而陈淳和徐渭在写意花鸟方面的创新丰富了绘画的表现形式与笔墨内涵；

明晚期，董其昌完善了书画创作理论，成为文人书画的集大成者，对当时及清代影响颇广。同时，“松江派”的赵左、沈士充，杭州的蓝瑛、陈洪绶，均能领袖一时，自具风貌，为明末社会动荡中的艺坛增添了一抹亮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董其昌书法《唐人诗句》轴、《行书诗》轴、《赠稼轩山水图》轴、《高逸图》轴、《林杪miǎo水步图》轴等作品。

此《赠稼轩山水图》轴，平远山水，笔力坚实挺拔，渲染岁虽多用湿笔浓墨，但层次分明，颇得清健高雅之趣，是董其昌72岁时作品，“稼轩”即瞿式耜sì（1590～1650），晚明著名诗人。

此《高逸图》轴，是董其昌62岁时作品，采用倪赞画法，多干笔淡墨的折带皴，行笔以侧峰为主，笔墨苍逸，极好地表现出倪画中萧散简远的意境，同时也反应了作者晚年身历劫乱后的苍凉心绪。

董其昌的作品中，《翠岫丹枫图轴》、《雨淋墙头皴图轴》，吉林省故宫博物馆藏；

《青山白云图轴》、《夏木垂阴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墨笔山水图轴》、《秋山高士图》，《秋兴八景图册》、《山市晴岚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奇峰白云图轴》、《泉光云影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未完待续……）

2022年03月25日理智于北京

任伯年

任伯年，1840年生，1896年卒，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在“四任”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他的杰出艺术成就受到世人瞩目。

任颐初名润，字小楼，后字伯年，。生于鸦片战争的清道光十九年（1840年），卒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任声鹤是民间画像师，大伯任熊，二伯任薰，已是名声显赫的画家。少时受家庭的薰染，已能绘画。十来岁时，一次家中来客，坐了片刻就告辞了，父亲回来问是谁来，伯年答不上姓名，便拿起纸来，把来访者画出，父亲看了，便知是谁了。这说明任伯年幼年就掌握了写真画技巧。

任伯年曾在十几岁青年时期，在太平天国的军中“掌大旗”，当时军旗较大， “战时麾之，以为前驱”。直到天京沦陷，任伯年才回家乡，后至上海随任熊、任薰学画。以后长期在上海以卖画为生。任伯年为人率真，不修边幅，学画时近30岁，画多而名声渐大，但其身心深受鸦片之害，损伤元气，这也是他年仅56岁就过早去世的原因。

艺术特色 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

任伯年精于写像，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人物画早年师法萧云从、陈洪绶、费晓楼、任熊等人。工细的仕女画近费晓楼，夸张奇伟的人物画法陈洪绶，装饰性强的街头描则学自任董，后练习铅笔速写，变得较为奔逸，晚年吸收华（岩）笔意，更加简逸灵活。传神作品如《三友图》、《沙馥小像》、《仲英小像》等，可谓神形毕露。

就任伯年的个人艺术造诣来看，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影响比较大，原因是当时画人物画家少，成就高者更少，象任伯年这样造诣，自然推至旁首。

任伯年的花鸟画更富有创造，富有巧趣，早年以工笔见长，“仿北宋人法，纯以焦墨钩骨，赋色肥厚，近老莲派。后吸取恽寿平的没骨法，陈淳、徐渭、朱耷的写意法，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这种画法，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对近、现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任伯年的山水画创作不多，早年师法石涛，中年以后兼取明代沈周、丁云鹏 、蓝瑛、并上追元代吴镇、王蒙、以纵肆、劲真的笔法见长。

19世纪80年代是任伯年创作的鼎盛时期，创作题材上范围扩大了，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用隐晦的手段寄寓深情。90年代，数量很多，但从作品的思想性看似乎没有超出80年代，但艺术手法上则更加熟练，大胆、概括，特别是花鸟画，达到“炉火纯青”的佳境。

作品流传 任伯年二十多年的绘画创作，留下了数以千计的遗作，是历史上少见的多产作家。最早的作品是同治四年作的，最晚的作品为光绪乙未年冬十月，去世的前一个月作的。重要作品如同治七年（1868）仿《陈小蓬斗梅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光绪三年（1877）作《五十六岁仲英写像》、《雀屏图》。光绪七年（1881）作《牡丹双鸡图》，收入日本《支那名画宝鉴》；《渔归图》，收入《陆氏藏画集》；仿《宣和芭蕉图》，收入《南画大成》。次年作《人物册》，收入《南画大成》。十一年（1885）作《壮心不已图》、《墨笔人物山水册》、为外祖赵德昌夫妇写像。

任伯年现存作品，大多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内。民间及港、台私人手里也留有一些他的作品。

作品行情 任伯年作品在他在世时即广为流传，解放前画店、地摊多有出售。解放后则较少出售，多由国家收购，归各地博物馆收藏。80年代后民间收藏部分流入香港，台湾、美国、尤以香港为最多。

香港的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行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拍卖任伯年画作，八十年代末半岛拍卖行和协联古玩拍卖公司也加入拍卖行列，但拍卖较少。1986年5月第一次由苏富比拍卖的《人物册》就达到16万港元的高价，位列最高层次，以后有所降低，但保持在5-10万港无。1988年有大突破，达到70多万港元，但小立轴价格较低，不如册页。1990年拍卖的两幅较大的立轴中，一幅38万港元，一幅24万港元，算是较高的。1991年价格又有重大突进，一幅《钟馗》立轴达93万港元，这是目前任伯年作品的较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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