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勇的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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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智勇 1949年11月出生于丹阳，2012年11月9日因突发性脑溢血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3岁。字若愚，笔名思雨，陈人，号曲阿书痴，叶金斋主人，江苏省丹阳市人。大专文化。系中华诗词学会、江苏省楹联研究会、香港联谜社、全球汉诗诗友联盟会（泰国）、丹阳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丹阳市沁劳诗社等学会会员，现供职于丹阳某国企。兼《丹阳古今》、《丹阳市城乡建设志》编辑部特约撰稿。自九十年代初，在国内外近三十种书刊发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200余篇，诗词作品收入《华夏吟友》、《中华吟薮》、《中国当代诗词选》泰国《诗人集》等，并多次在国内大赛中获奖，作品曾为中华当代文学艺术作品展藏馆收藏。其传略编入《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华诗人大辞典》、《世纪诗词大典》、《中华诗书画千家艺术集成》等数部大型辞书。家庭藏书6000余册，1996年被评为“丹阳藏书家庭”并选注出版《历代诗人咏丹阳》，著有《叶金斋诗词钞》。

中华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江苏楹联研究会、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丹阳市历史研究会、丹阳市作家协会、丹阳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丹阳市沁芳诗社会员。

西陵国的考古资料

李白是唐代诗坛上的一颗巨星，被历代文人称为“诗仙”，杜甫的诗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就是对李白诗歌高度成就的十分形象的概括。

李白，字太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O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15岁时，学习剑术。20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从友人学习纵横术。李白勤奋好学，“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在 20岁以后，李白游历了蜀中不少名胜古迹。蜀中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李白开阔的襟怀，豪放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热爱。由干受纵横家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希望建功立业；但他受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又热切地向往着求仙学道的隐逸生活。这种矛盾的生活理想，在他身上最后形成二者兼顾的愿望，即“功成，名遂，身退”。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很大，自视甚高，不愿走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一终南捷径。 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用寓言形式记叙这次会晤。此赋通过“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形象，抒写了他远大的抱负。

李白在求仙访道的同时，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他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散金三十万，周济生活困难的人。李白一生写了许多歌颂侠士的诗，赞美那些在国家危急关头，勇于舍身赴难而不居功、不贪恋爵禄的豪侠。如《侠客行》赞美侯赢、朱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古风》第十首赞美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并说“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他景慕这些历史人物，反映了他的性格、抱负和理想。 ”李白在游历中，很注意向乐府民歌学习，加上阅历的增长，使他的诗歌创作日益提高，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如《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天开，碧水东流直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再如《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雄伟壮丽的祖国山川景色，经过诗人别出心裁一番吟咏，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李白在学习乐府民歌时，创作了不少乐府诗。《长干行》第一首开头六句是：“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游戏）。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后来“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便成了比喻小儿女相亲相爱的著名成语。

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

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他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白自己此时的隐居是“养贤”而非遁世，是在等待时机。文章说，“奋其智能，愿为辅粥，使衰区大定，海县清一。”可见隐而不忘政事。 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在襄阳，“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韩荆州即韩朝宗，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以善写山水田园诗著名，二人一见如故。当他们分手时，李白写了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移家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续往来各地，寻找政治出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他又举家南下，住到安徽南陵去了。不久，李白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临行时写的《南陵别儿童人京》一诗，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狂喜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在长安，李白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而称李白为“滴仙人”。《蜀道难》描绘了由秦人蜀途中的山川，一开头就以“噫呈*，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种充满磋叹的情调很快抓住了读者，中间以“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揉欲度愁攀援”等，竭力形容人蜀途中山川的高危险峻，再衬以“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的凄厉气氛，以及诗人的反复嗟叹，把蜀道的高危艰险渲染得十分突出而激荡人心。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进一步推荐，李白终于受到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浩诏令之类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李白曾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遗憾的是，这时的玄宗，已不是早年那个励精图治，能够任用贤才的开明君主，而是已经变成贪图享乐，不问政事的人了。他把“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请将”．深居官中，沉溺声色。玄宗曾一度受重李白，目的是要他写诗作词，供自己享乐。当玄宗觉得李白好言政事，不满足于当驯服的御用文人时，就疏远了他。 从李白方面来说，玄宗之所以疏远他，与他那傲岸性格有关。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这种无视封建秩序的叛逆精神，显然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相传，玄宗在便殿召见李自时，李白曾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是最有权势的一个大宦官，为解“脱靴”之恨，他挑拨杨贵妃说，李白《清平调》词中的“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二句，“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使杨贵妃由此深恨李自。他们都是玄宗最宠的人，在玄宗面前进谗言，自然会影响玄宗对李白的看法，何况对他进行中伤的，还有驸马张*等人。 权臣贵成的谗毁，玄宗的疏远，使李白很苦闷，发出“行路难”的感叹。

天宝三载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没有挽留他，而是“赐金放还”。 李白在长安实际上只有一年半时间。这期间，他亲眼看到朝政的黑暗腐败，以满腔忧愤写下了许多揭露和批判现实的诗篇，如《古风》第十五首，谴责统治阶级“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又在漫游中度过了1O年。这时，他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广州梁国（在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所以他说：“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国”。以梁园为中心，李白往南到过越中，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欣赏大自然的美。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他在《梁园吟》中说：“东山高卧时走来，欲济苍生应未晚。” 这个时期，朝政更加黑暗，把持朝政大权的宰相李林甫，大兴冤狱，打击迫害正直贤能的官员。目睹国是日非，李白内心的痛苦也与日俱增。但他决不向权贵屈膝，在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他写道：“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的高尚人格。他还写了许多揭露和鞭挞黑暗现实的诗篇。《远离别》对玄宗宠信李林甫等奸臣，大权旁落，提出警告：“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北风行》批判了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而挑起的对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战争。

在长期的漫游中，李白和劳动人民有较多接触，写了一些反映他们的诗篇。《宿五松山下苟媪家》对“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深表同情。《秋浦歌》第14首歌颂冶炼工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对酿酒老头也充满感情，｛哭宣城善酿纪叟》写道：“纪英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例如对黄河的描写，就有不少名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独坐敬亭山》一首；“众鸟高飞尽，孤云独会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则把山写活了。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当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人安禄山，率所部兵15万，认范阳（今北京大兴）出发．进攻中原。仅30多天，洛阳就陷于乱军之手。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自号大燕皇帝。六月，京都屏障憧关失守。玄宗仓皇西选，于是京都长安也为乱军所据。 安史之乱初，梁园沦陷，李白带着夫人到江南避难。他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他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古风》第十九首中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诗人这时渴望报国杀敌，《赠张相镐》诗云：“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澄清洛阳水。”

天宝十五载，玄宗西逃成都，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永王李*奉玄宗之命，以抗敌为号召，在江陵起兵。次年正月，永王经过寻阳，知道李白在庐山隐居，派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李白的《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他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平定叛乱。但没想到，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永王即被肃宗的军队所消灭。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一带）。他这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二月，在经历15个月的流放，行至巫山时，遇到朝廷大赦，李白才重新获得自由。他随即雇船东归，名作《早发白帝城》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诗笔调明朗轻快，反映了李白遇赦获释的欢快情绪。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白从江夏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与夫人重聚。李白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中，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但他对时局的变化还是始终关心的。上元二年，当东南地区又告吃紧，朝廷派李光弼出镇临淮（今安徽泅县）时，61岁高龄的李白，仍不肯放弃这最后的报国机会，打算赶往临淮，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可惜走到半路就病倒了，未能如愿。第二年，李白在安徽当涂与世长辞。

李白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在贫病中死去，但他以杰出的诗歌创作，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他继承了屈原和庄子开拓的浪漫主义传统，反对齐梁柔靡诗风，在诗歌革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诗留传下来的近千首，各体皆备，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尤以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成就最大。其诗气象宏大，格调雄浑，感情豪迈，境界开阔，清新自然，余味无穷。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杜甫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做过奉天县令。他自幼勤奋好学，接受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曾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政治上不断受到大地主势力的排挤打击，仕途失意，又经离乱，一生都在饥寒交迫中，颠沛流离中度过。杜甫少时虽家贫，但为人聪慧好学，七岁即写下“……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这样歌咏凤凰的诗作。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30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在那里结婚。天宝三载(744年)也就是杜甫33岁时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当时李白刚刚被“赐金放还”，二人同游梁、宋，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这一时期，也是杜甫一生最惬意、最浪漫的时光。他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裘马轻狂的生活。天宝三年，在洛阳与李白相识。“醉眼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密友。此间所写《房兵曹胡马》、《画鹰》即是代表作品。中学课本中《望岳》也属于此时期的佳作之一，诗人以近岳想像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所见的壮丽图景，抒发了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其中“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传颂的佳句，一个想要攀登人生绝顶，实现自己济世安邦的宏伟志向。

天宝五年(746年)是杜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其后寓居长安近十年，几次干谒汲引，但都落空。可以说长安十年，使杜甫历尽艰辛。但恰恰如此，使杜甫看到了生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也有了较深的认识。

及安史之乱起，杜甫落入叛军手中，被押解到长安，后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又因疏救房琯，贬为为华州司功参军(758年)。不久弃官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杜甫在成都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对安定。一度在剑南兵马使严武幕中任参谋。后因剑南兵马使反，成都混乱，晚年携家出蜀，住梓州，来往旁县，大历五年(770年)病死自潭州赴岳州途中。一说饫死耒阳。

1.国号商殷；周，起祖古公 亶 父迁于周原 ，国号为周。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可知嫘祖为西陵氏（或说西陵氏之女），其必为西陵国人，只是我们还不知嫘祖西陵国之所在。西陵为古国，史书有明载。如《史记·五帝本记·正义》说：“西陵，国名也。”《路史·国名记》说：“西陵，黄帝元妃，嫘姓之国。”《通志·氏族略》：“西陵氏，古侯国也。”等都说嫘祖是出自一个名叫西陵的地名或古国名。据此，我们可以审视以上诸地有没有“西陵”这个地名，以西陵地名、国名判定是否嫘祖之西陵氏之国，其中河南的开封、荥阳，四川的盐亭等地均无西陵地名。

2. 西陵之名必须在秦汉以前。湖北宜昌西陵，战国时已有（《战国策·秦策》）；湖北武汉西陵，战国时已有（《史记·楚世家》）；湖北浠水西陵，三国时已有（《三国志·吴志·甘宁传》）；湖北安陆西陵，南宋时有记述（罗泌《路史》）；四川茂县西陵，南北朝时已有（《水经注》引《益州记》）；河南西平西陵，汉时已有 ( 《武威汉简·王杖十简》 ) ；浙江萧山西陵，为唐代地名。据此，秦汉以前仅存湖北宜昌、武汉和河南西平之西陵，而宜昌和武汉西陵，疑为一个西陵两地说：

宜昌西陵，《战国策·秦策》：“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

两地所说西陵引用文献同，所记事件都是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楚西陵”或“秦将白起拔我西陵”，《战国策》与《史记·楚世家》所记同为一事。由此看来，宜昌与武汉西陵，很可能是一个地名，两地使用，抑或史书记载有误。如两地西陵为一，则秦汉前仅存湖北宜昌和河南西平西陵。

3. 也是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两个西陵与黄帝所居轩辕丘及其他氏族所处位置，或者说，哪个西陵最可能与黄帝所居轩辕丘发生关系。战国《世本》说：“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曰嫘祖。”《史记·五帝本纪》也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历代史书从其说。既然黄帝居轩辕丘，娶西陵氏之女，西陵古国必距轩辕丘不远。轩辕丘是一个地名，在有熊国内，我们首先确认有熊国的位置。前述，黄帝有熊氏出自有熊之国。关于有熊国，历代史书记载十分明确，最早记述有熊国的是战国《竹书纪年》，说：“黄帝，轩辕氏，原年帝即位，居有熊。”有熊在什么地方？汉代《焦氏易林》说：“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汉代新郑属河南郡。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述，新郑自西周初还称有熊。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始祖山中华圣地建设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说：“新郑作为‘有熊氏之墟’和‘少典氏之国’，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经《史记》和《史记三家注》等记载下来，应该说，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人提出任何有力证据来怀疑这一点。”黄帝所居轩辕丘，史书记载也很明确，晋《帝王世纪》说：“黄帝授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有熊，即今河南新郑是也。”轩辕丘在河南新郑县。《天下名胜志》说：“新郑县城内有轩辕丘。”《大明一统志》则说：“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黄帝故里文献录·序》中说：“由此足见，黄帝生于轩辕之丘，所居在新郑，渊源有自，凿然可据。”上述，我们确定了有熊国轩辕丘的具体位置，不妨再看一下，当时与少典族、黄帝族发生关系的其他部族，即古国的所处位置。黄帝族世代与神农氏族发生婚姻的往来，黄帝的父族为少典氏，在少典氏时代，最早同太昊族发生交往，《元和姓纂》说：“太昊娶少典氏，其后袭封者以为氏。”太昊又称伏羲，都于陈。太昊之后是神农氏炎帝也居于此。晋代干宝《搜神记》说：“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女，世与少典氏婚。”神农氏炎帝也居陈，陈即陈丘，在今河南淮阳。由此足见，有熊氏黄帝与神农氏炎帝有交往。再看黄帝与有蟜氏部族的交往。春秋《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有蟜氏也是一个古国名。《帝国世纪》说 ：“皇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女，世与少典氏婚。”不仅黄帝的母亲附宝是有蟜氏女，炎帝的母亲也是有蟜氏女，并且是世代婚姻。有蟜氏之国在什么地方？据马世之先生《试析炎黄的发祥地》和其他专家考证，有蟜氏在河南河洛地带的平逢之山，即河南嵩县一带。最后，我们再看两个西陵氏之国，一个在河南的西平县，一个在湖北的宜昌市，将这两个西陵置于上述几个世代为婚的古国之中，可清楚地看出少典族、黄帝族在中原的中部，即今河南新郑，太昊族、炎帝族在中原的南部，即今河南淮阳。两个世代为婚的部族相去仅 150 公里。有蟜氏在居河南嵩县一带，在少典和黄帝族之西，相去约 100 公里，而西平之西陵，也在黄帝族之南，相去约 120 公里，这四地恰构成一个近似平行四边形，他们之间世代为婚是肯定的。而湖北宜昌之西陵远在长江中游，距有熊国相距约 700 公里，在黄帝早期是决不可能到千里之外的湖北宜昌娶西陵氏之女嫘祖的。

4. 考古学文化的确认是判断嫘祖西陵氏之国的重要条件之一。多数考古学家、史学家及炎黄文化专家认为，炎帝和黄帝世代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为仰韶文化。而炎帝文化所对应的是仰韶早期文化，其考古学文化主要是陕西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文化；黄帝文化对应的是仰韶中晚期文化，其考古学文化主要是河南郑州新郑一带的大河村文化和洛阳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而黄帝居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黄帝文化应是中原仰韶文化的代表。 2002 年，由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郑杰祥主编的《炎黄汇典·文论卷》收录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于 1993 年发表的《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文章说：“黄帝的区域比较清楚，大家知道，传说他都于新郑，黄帝亦称有熊氏，新郑号称为有熊氏之墟，也就是黄帝居处的故址，这个地点刚好在中原的中央。所以黄帝可以代表中原是很清楚的。”而黄帝所居中原的中央恰好是郑州新郑一带的仰韶中晚期文化，即大河村类型文化，代表性遗址为大河村遗址、西山城遗址和新郑唐户遗址，而在中原的中央黄帝故里以南 100 多公里的西平县及其周围一带存有 20 多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代表性遗址位于吕墟，即西陵乡（亭）的高台地带和董桥遗址，面积达 48 万平方米，裸露地表的石铲、石斧、石镰、石锛、石镞以及夹砂彩陶鼎、碗、罐、缸、壶等俯首皆是。这里的仰韶文化彩陶、器形特征与黄帝故里一带的仰韶器物同类，而湖北宜昌或四川盐亭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与黄帝文化所对应的仰韶中晚期文化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即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东自鄂中，西至川东，南抵洞庭，北达汉水中游地区，其文化特征是一种以红衣陶为主，含有少量彩陶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它与中原地区的以红彩陶为主和小口尖底瓶等器物在彩绘艺术风格和陶器形制上有明显区别。有学者提出中原的彩绘艺术和陶器形制对大溪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不错，是有影响。大溪文化中含有的中原早期仰韶文化特点，这很可能是炎帝族由陕西渭水流域南迁湖北烈山一带，流传过去的文化；大溪文化中含有的中晚期仰韶文化特点，很可能是黄帝族统一天下之后，疆域拓展到达长江流域，传入的仰韶文化，似与嫘祖故里西陵氏之国没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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