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网上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魏 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外域文化给原有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使文化向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

玄学与清谈

玄学与清谈本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表现的两个方面，在生活上清谈，提高到学术思想领域则为玄学。

随着汉帝国的崩溃，经学也随之失落而出现危机，在此时代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玄学盛行于魏晋，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所以，老庄之学轻人事、重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玄学开辟了一个思辨时代，名士们剖玄析微，“注而不竭”，在论辩中有通（正面解释议论）、有难（发难致诘）、有胜（辩论取胜）、有屈（辩论失败），由此形成清谈风格。

清谈的起源应上溯到魏晋之交的“竹林七贤”，即山涛、嵇康、阮籍等。清谈内容广泛，宇宙观、历史观、政治、伦理无所不包，并以辩析其中哲理为目的。其弊端是往往流于口头争辩，成为“口耳之学”；其长处是发展哲理思辨，开出疑义相析的风气，且不论年资，以友交会，与两汉经学的师道尊严迥然相异。

总之，玄学的发展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玄学的思辨成就不仅被隋 唐佛学和宋 明理学所继承，而且泽及各门学科，最突出的是在艺术上创造了“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就连此时的山水诗画、书法也都深深浸染着玄学风采。

佛、道、玄、儒的相互抗争与融合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规模最大。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在思想渊源与神仙世界的构造上同传统的哲学流派、哲学思想以及传说、神话息息相通。神仙思想是道教的中心思想。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在道教兴起的同时，另一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宗教也气势日增地进入中华文化系统，这就是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较快，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日渐广泛和深远，与此同时，佛教也溶合了中华文化而逐渐中国化。

道、佛、玄、儒这二教二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其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大体而言，玄学的“贵无”与佛教的“空”的思想一拍即合，到东晋，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道互相排斥，不相调和。

胡汉文化的碰撞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进入高潮，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先后进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南方的越、蛮、奚、俚、僚等族也与汉族发生交互关系，使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业社会的“汉”文化发生长时间交会，并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趋于多元化走向。

胡文化“汉化”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由胡人统治者采用汉族统治的组织形式并推广儒学，这为胡文化的整体性汉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实际上也是以强力推进胡文化发生质的变化；二是胡人在长期的胡汉杂居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观念意识的影响，从而对胡人心理深层产生了巨大而绵长的影响。

胡文化在溶入汉文化系统的同时，其固有特质对汉文化系统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改造。蛮野但充满生气的北族精神，给高雅温文却因束缚于礼教而冷淡僵硬的汉文化带来了新鲜空气。随着诸多民族整合为新汉族的进程日益深化，汉胡交会的效应逐渐充分释放，终于在公元八世纪推出空前繁荣璀璨的隋唐文化。

文化的自觉

儒学的失落，不仅为佛教的输入，道教、玄学的蓬勃兴起拓出一片自由天地，而且造成这一时期士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人们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发了对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高度重视形象思维，承认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进入了“自觉”时代。以诗歌而言，“三曹”、“建安七子”的作品气势雄伟，慷慨悲壮；以民歌而言，《木兰诗》、《子夜歌》、《陇上歌》、《敕勒歌》等千古传诵、脍炙人口，呈现出繁盛景象；以散文而言，也是佳作不断，如《出师表》、《陈情表》、《桃花源记》等；以小说而言，是开创时代，代表作是刘义庆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以书法艺术而言，则是名家辈出，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成就最高，代表作为《兰亭序》。

魏晋的史学也冲破了经学的束缚，其自身特质日益清晰地被人们认识，确立了史部着作在目录学上的独立地位，出现了“经、史、子、集”部类命名。主要史学着作有《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魏书》等。

天文历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文历法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东晋虞喜发现了“岁差”。

过去天文学家不知分“天周”和“岁周”，以为太阳运行一周（天周）就是“岁周”。虞喜观察到太阳从当年冬至运行到次年冬至并没有回到原来的冬至点上，而是每50年（现代测定是71年8个月）向西移动一度。这种“天周”与“岁周”的差就叫“岁差”。

祖冲之亲自观察，证实了岁差的存在，并把它应用到自己所制定的《大明历》中。根据计算，《大明历》规定一年为365.24281481天,与近代科学测量的日数相差不到50秒。

《大明历》中另一重要改革是对闰法作了新的调整，将古法19年7闰改为391年144闰。《大明历》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

史学

这一时期，私家修史盛行，出现了许多史学名着。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宋范晔的《后汉书》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后汉书》共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载了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纪、传的作者是刘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司马彪。范晔在诸家后汉史，特别是在刘珍等人《东观汉记》的基础上，斟酌去取，写成了《后汉书》。由于他死得过早，《志》没有写成。

《后汉书》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后来居上，淘汰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梁刘昭为《后汉书》作注，又把晋人司马彪《续后汉书》的三十卷《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入《后汉书》。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陈寿吸取魏、吴史书的材料，又自编蜀国史书，编纂成为《三国志》。

陈寿写书时，正当魏晋之际，天下乱离，资料不全，故内容显得不很充实，也没有表和志。但《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宋文帝以《三国志》过略，乃令裴松之作注。

《史记》、《汉书》注重训释文义，而裴注《三国志》则重在增补史实。据粗略统计，注中列举魏晋着作二百多种，而且截取史料比较完整，注文的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故注文价值不亚于《三国志》正文。

此外，还有南齐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南齐臧荣绪的《晋书》是唐修《晋书》的蓝本。北魏崔鸿作《十六国春秋》，专记十六国历史，现在仅存有辑本。

这一时期，人物传记和地方志也已兴起。梁释慧皎的《高僧传》为二百五十多个和尚写了传，是研究佛教史的史料。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汉中和四川、云南、贵州地方史的重要材料。

逯钦立的学术贡献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全文翻译：

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出处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中华十二圣

1.酒圣杜康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杜康，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酿酒始祖”。由于杜康善于酿酒，后世将杜康尊为“酒圣”，制酒业奉杜康为祖师爷。

2.文圣孔子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名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

他也是文化传播的使者，曾周游列国。孔子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

他的学生将他的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儒家，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

3.史圣司马迁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

司马迁(约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夏阳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南)，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所著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人尊称他为“史圣”。

因替李陵辩护，身体和心灵遭受巨大的折磨。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史记》。

4.医圣张仲景

“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被称为“医圣”。相传他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人类医药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典籍，他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流行病和各种内科杂症的病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并为后世临床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5.武圣关羽

“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

关羽，字云长，东汉末年名将。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被民间尊为“关公”，又称“美髯公”。

从南北朝开始，直到清朝末年，关羽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祟封有增无减，褒封不尽，庙祀无垠，关羽名扬海内外，成为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以致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6.书圣王羲之

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启功

王羲之(303年~361年)，东晋著名书法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有“书圣”之称。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他为“王右军”。其子王献之书法亦佳，世人合称为“二王”。

王羲之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从小就跟随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之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7.画圣吴道子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好理于豪放之外。”——苏轼

吴道子(约686年～760年前后)，又名道玄，画史尊称“吴生”。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唐代著名画家，被称为“百代画圣”。吴道子少年时贫穷，最初做过民间画工，年轻时就有画名。他曾任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尉，但不久后辞职。后来流落洛阳，从事壁画创作。

吴道子的绘画具有独特风格，是中国山水画之祖师。他创造了笔间意远的山水“疏体”，使得山水成为独立的画种，从而结束了山水只作为人物画背景的附庸地位。

8.茶圣陆羽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梅尧臣

陆羽，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复州竟陵郡人(今湖北省天门县)。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闻名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后世誉为“茶仙”，尊为“茶圣”，视为“茶神”。

陆羽也很善于写诗，但其诗作目前世上存留的并不多。他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长期实施调查研究，熟悉茶树栽培、育种和加工技术，并擅长品茗。在中国茶文化史上，陆羽所创造的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以及他所著的《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9.兵圣孙武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 《始计第一》

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春秋时期吴国名将和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在对内、对外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家学的熏陶使孙武从小就喜爱兵法。孙武被后人尊崇为“兵圣”“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师”。

孙武除了战功显赫外，更主要的是他留给后世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此部兵法共13篇，5000余字，包含着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

10.谋圣张良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刘邦

张良，汉初大臣，字子房，传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人，是刘邦的重要谋士。楚汉战争期间，张良提出了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请汉中地”;在楚汉战争中“长计谋平天下”，都为刘邦所采纳。汉朝建立后，封张良为留侯。

张良身居乱世，胸怀国亡家败的悲愤，投身于倥偬的兵戎生涯，为刘邦击败项羽以及汉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他官拜大司马之后，辞官归隐，是汉初三杰当中唯一一位得以善终的人。

11.木圣(科圣)张衡

“痴儿不了天下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张衡

东汉时期(公元117年)，一台利用水力推动运转的大型天文仪器――“水运浑象”在东汉的京都洛阳制造成功。相隔二十年后(公元138年)，安置在京都洛阳的又一台仪器――“候风地动仪”，准确地报告了西方千里之外发生的地震。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用仪器记录研究地震的新纪元。

这两台著名仪器的发明者就是张衡——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震学和机械力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传说他还制造过指南车、记里鼓车等，因其机械制造水平很高，被尊称为“木圣”。

12.商圣范蠡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司马迁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字少伯，华夏族，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人。他是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后归隐而去。他还著有《范蠡》二篇，今佚。

范蠡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他虽出身贫贱，但是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而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

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范蠡后定居于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在此期间，他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

创作背景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

作品影响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中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作品评价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著书之难》：（《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清代学者王鸣盛：“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清代曾国藩：“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逯钦立先生是当代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时期。学术界受惠最大的是他以一人之力编纂一百三十卷巨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书迄今仍然是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必要书籍。除此之外，他在汉诗研究、陶渊明研究、汉乐府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

逯钦立先生对苏、李诗、班婕妤诗和古诗年代的考订，迄今仍是不刊之论。尤其是苏武诗的考订，他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苏诗晚于李诗出现，且苏诗出于李陵集。他引庾信《哀江南赋》证《诗品》“子卿《双凫》”当为“少卿”之误，其考订的精审，令人叹服。他的陶渊明研究，在陶诗研究中卓然成家，他的某些观点，虽不能成为定论，但由于其论据的翔实，深具学术讨论的价值。在古代文论研究上，他对文笔的考辨，可以说是继刘师培之后对此题目最为详尽的讨论。他将文笔发展的历程，通过大量资料调查和辨析，论述得至为清晰。他提出文笔说起于东晋初；文指有韵的诗、赋、颂、诔等一类的制作，笔指无韵书、论、表、奏等一类的制作。这个观点比前此时期简单地提出在刘宋时，要更为准确。此外，他对陆机《文赋》写作年代的考定，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成果。因为陆机作《文赋》的年代，古人基本相信杜甫的说法，认为是陆机二十岁时所作。在逯钦立先生之前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亦定为二十岁时。但逯钦立先生经过对陆云三十多封《与兄平原书》分析，一一考定其史事，最终提出《文赋》当是陆机作于永宁元年，陆机时年四十一岁，是为陆机晚年所作，其关于文的见解已经成熟。这个考定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对于我们正确了解《文赋》出现的背景，从而准确评价《文赋》的理论价值，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综上逯钦立先生的诸研究，其实我们发现，这些成果其实都是逯先生在整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研究逯先生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成就，应该深入开展对他这部书的研究，比如他是如何选这个题目的，选题的动机是什么，他开展这一学术工作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知道，汉魏六朝的作家作品，自唐以后散佚甚夥，总集、别集能够存世的数量非常少。总集仅有《文选》和《玉台新咏》两部，别集能够让人相信保留六朝旧集原貌的，大概也就是《嵇康集》、《陶渊明集》、《鲍照集》等寥寥几部。逯钦立先生据《古诗纪》引用书目说还有陆云、谢朓、庾信诸人，但陆云，《隋志》著录十二卷，至《崇文总目》著录仅八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十卷；谢朓，《隋志》著录十二卷，《崇文总目》仅著录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为五卷。《直斋书录解题》说：“集本十卷，楼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赋与诗刋之，下五卷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见本传及《文选》，馀视诗劣焉，无传可也。”是楼炤将谢集十卷删为五卷。庾信，《隋志》著录二十卷，《崇文总目》已不见，《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二十卷。但《直斋书录解题》说：“其在扬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来所作，而《哀江南赋》实为首冠。”是二十卷之《庾集》实非六朝旧集。宋以后，这种散佚的情况更加严重，故明人起而搜辑裒集，冯惟讷《古诗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编辑的。虽然其书存有体例不纯，牴牾互出及错收漏收等毛病，但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他适。固亦采珠之沧海，伐木之邓林矣。”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古诗纪》一书作为学术研究参考用书，越来越难以参用。故民国时丁福保重新编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书有鉴于冯书的舛漏牴牾，参考清人冯舒的《诗纪纠谬》，删汰冯书的繁芜，订正讹谬，体例清严，故长期以来为学术界参考使用。但是丁书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其止取汉以来，汉之前的韵文不收，不能不无遗憾。又其参考遵用冯舒《诗纪引谬》，而自己的考订不多，冯舒之错谬之处，丁书亦不加辨别。此外，最为不便的是，丁书所录诸诗，均不注明出处，难以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也正是有鉴于这样的情况，同时也是学术发展的需求，逯钦立先生遂重新整理编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先生这部总集的优点和贡献，学术界早有定评，在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中明确指出其优点有五，都是精审之言。先师曹道衡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推荐信中，总结其成绩，说到其搜辑佚文，认为这个工作比收录完整的作品更为艰难。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只有作过这方面的工作，或者重视文献资料的研究者才能深切体会得到。本书引用数百种子史文集，传世文献中凡于搜辑相关者，逯先生无不采择。而新出文献，逯先生亦尽量采择，如敦煌出土文献、日本所出《文选集注》等。这一点在每首诗、每一句诗后的附注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要知道，逯先生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完全依靠个人一本书一本书的搜检，甚至连索引一类可供使用的工具书也不多。此外，当时的古籍整理也还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大量的书都必须依靠编者亲自去调查。从这个角度讲，与今天的学者在能够借助电子文献、古籍整理的成果，乃至复印机、扫描仪等现代化手段相比，愈发显得逯先生工作的艰难和成就获得的可贵。除了传世文献以外，逯先生此书大量利用了当时新出土的材料，如敦煌出土文献等。能够从如此广博的文献中一条一条地搜辑，足见逯先生对文献的熟悉，以及他研究的深入细致。

然逯先生此书，并不仅是搜辑全备，更由于其考订精详，解决了许多文学史上的悬疑问题。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的《汉诗别录》，就是在其搜辑的工作过程中，考订而成的成果。他对于苏、李诗以及班婕妤诗、古诗的考订，其结论可靠，证据充分，推理严密，为学术界所信服。然《汉诗别录》只是逯先生考订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他用论文形式发表的成果，而魏晋以后的考订，只以精简的文字附于每首诗下，然其提出的观点，大都可信。如《秋怀诗》，逯先生断为谢灵运作，这看似非常简单的判断，其实是有严密的考证的。但限于体例，逯先生不能在《集》中展开，但他在《〈古诗纪〉补正叙例》中提出三条证据，考证当为谢灵运诗。比如晋人应亨《赠四王冠诗》，旧说多据《初学记》以为应亨是东汉人，陆侃如《中国诗史》并且以为是东汉五言诗的始创作品。但逯先生据曾培《初学记校记》考订为晋人，又据《通典》，考订为王景系等四人加冠之作。这对于纠正以往的文学史误识，准确认识五言诗写作，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的。再如宋代诗人吴迈远，《诗品》称为“齐朝请”，其实吴迈远是宋人，宋元徽二年坐桂阳王刘休范之乱诛死。逯钦立先生考订列入宋代诗人之列，纠正了南朝人锺嵘的错误。这样的考订很多，每一种考订其实都需要有非常缜密的论证。只是因为体例关系，而只能将观点列于集中。而有些看似遵循《古诗纪》，其实仍然有逯先生自己的判断。因为《诗纪》录诗，往往径据所见文献，不作考订，又不注出处，有不同记载和著录作品，可否相信《诗纪》，是需要有文献判断的眼光的。比如《全梁诗》所录萧统和萧纲的诗，其作品的归属非常复杂。比如明代通行本《玉台新咏》所载萧统诸诗，赵氏覆宋本《玉台新咏》就不录。赵均发现的宋本，是在明末，冯惟讷当未见到，然其并未据当时通行本《玉台新咏》是为昭明太子，而是题为萧纲，这是对的。但这些作品，在唐代的类书中，往往也题为萧统，如《照流看落钗》、《名士悦倾城》、《美人晨妆》诸诗，《艺文类聚》十八题为萧统，但《诗纪》均题为萧纲，这是有见地的。逯先生此处便依据《诗纪》题为萧纲，而没有归为萧统。

逯钦立先生精于目录、版本，这也是做辑佚、编集工作的学者所必备的。但这一点在《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一书中不能得到展现。不过，逯先生将这样的经验撰成《古诗纪补叙例》，我们从中看到逯钦立先生所作这一工作具有的学术功力和付出的辛勤。比如他在《略论校勘材料》中提到对类书和总集的使用，对《文选》李善本、五臣本和《文选集注》诸本异同的辨析，足见逯先生在选录作品时校勘之明审。除使用版本校勘，逯先生还据诗歌的句法、章法、用韵、用词等辨析审断，这些都见出本书在校勘上的用功之深。对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一百三十多卷、数千首诗歌都能够作如此细密的考订，需要编者具有怎样的学术积累和准确的判断，这是本书具有如此高学术价值、让学术界信服的基础。逯先生此书，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可以信服、放心使用的文本，他的工作更给后学者提供了典范，因而成为二十世纪古代文学获得成就的标志性成果。 在陶渊明研究领域，逯钦立先生于考证、校勘、注释和评论等四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979年之前，陶渊明集还没有特别好的校注本。逯钦立先生率先以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对陶集进行整理。 1949至1978年，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统一时期。在本阶段对陶学研究做出卓越成就的是逯钦立、王瑶两位前辈，各自著成形成学术阶梯的《陶渊明集》。王瑶先生的《陶渊明集》，是近百年来第一本将渊明作品按写作年代的先后加以重新编排的著作，惜其底本、参校本等不详。逯钦立本则非常明确，其底本是李公焕注本。李注本博采众说，开集注之先河，明清两代屡见重刻。参校本为曾集刻本、苏写本、焦竑刻本、莫友芝刻本、黄艺锡刻《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参校了汤汉注本、何校宣和本、吴瞻泰汇注本，对其他图书类书等所引文字，也一一进行比勘，录出异文。相应增补异文子注，以便订正讹误，保存作者原文，并不一律屈从本集。在正文与子注异文的选择筛汰上，注重以当时习语为鉴，并不局限于今人通过艺术或逻辑分析认为哪个更加合适。此外，逯先生还将《五孝传》、《四八目》、《八儒》、《三墨》等伪作，悉从删去；仍依鲁铨刻苏写大字本次序编诗文七卷，卷首列入萧统序及目，保存旧集原貌。在注解上，逯钦立先生参酌诸家，不取过于附会之说。袁行霈先生称其“注释亦多有发明，是目前在中国大陆最多引用的一部陶集。”书后原附有逯先生《关于陶渊明》、《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两篇文章。由于前者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下所写，不能完全体现逯先生陶学成果，在重印时，已经抽掉。而《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后所附跋文，是逯先生指明其陶渊明五十一岁说之误。其严谨与诚恳可见一斑。可以说，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是个非常出色的本子。

关于陶渊明思想的论述，逯钦立先生结合当时文化思潮，经学、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灵活对待陈寅恪“新自然主义”观点。

逯先生自言《读陶管见》具有“读书笔记性质”、“涉及的问题又未必有关宏旨”。但其笔记出于多年读陶集的体会，而所论恰是理解陶渊明及其诗文之难点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提出“从陶渊明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认为他接受经学，除家庭教养之外，“更决定于当时当地炽盛一时的经学思想”。原因是：渊明十二至十五岁期间，经学一度在江州兴盛，江州又是佛道两种宗教相当泛滥的地方。在这种并存状态中，产生了佛道和儒学之间，佛法和玄学之间的复杂矛盾斗争。那么，青壮年时代在江州度过的渊明，他的生活思想、人生观和创作思想便不能不受到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与考验。逯钦立进一步表明，“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这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陶渊明还是崇尚玄学思想的。他所以写出《形影神》诗是由于他拥有玄学知识；此诗既有揭露道佛迷信的进步的一面，又有玄学本身局限性的一面；他所以口口声声讲委天安命乃是在生活上实践玄学教义；这种玄学教义使他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受到很大的消极影响，自不待言。”

逯先生在这里对陈寅恪先生的“新自然说”有所吸收。陈寅恪《陶渊明的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以《形影神》诗论证出渊明的哲学思想为“新自然说”；而“新自然说的要旨在委运任化”。作者特别指出：“此委运任化，混同自然之皆不可谓其非自然说，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陈氏论陶之思想及考证，文甚辩给，只是结论稍显冷僻。朱光潜先生在《陶渊明》一文中点出“冷僻”所在，即“只是把渊明看成有意建立或皈依一个系统井然壁垒森严底哲学或宗教思想，像一个仅守绳墨底教徒。”逯先生吸收了“委运任化”说的合理成分，充分考虑到当时的文化思潮，经学、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在渊明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渗透作用，使得“新自然说”进入到更为合理的社会范畴之内，而不是个人对某种家族沿袭下的思想传统刻意地继承与保卫。

逯钦立先生认为《形影神》诗是针对当时庐山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及《万佛影铭》所写的一组哲理诗，运用玄学自然之义来反对佛道迷信，此说为《形影神》提供了新解。

逯先生在解题中言“取形影神三物，总为一题，此可注意者一。以自然二字，揭出生之真谛，此可注意者二”，直接提出此组诗关键所在。故在论诗与当时佛教之关系前先充分论述了“形神对举，以诠人生”的先例。认为“形神二字之用以辨理遣辞，魏、晋以来，虽益大行，惟以发为文章，视作一种教派之思想理据，而震撼一时风行数世者，则为释慧远之《形尽神不灭论》。……然如观其内容，则此《形尽神不灭论》，实兼就佛门要义，即报应说，为之设一理论根据，而不限于沙门应敬王者一事也。”既然“慧远以形神论，为罪福报应之理据”，那么后世论者无论站在护法还是贬佛的立场上，都习惯以形神为言。陶渊明与慧远比邻，不可能对其形神论充耳不闻，“《形影神诗》之有设报应论，断可知也。”另外，晋义熙九年慧远立佛影，作《佛影铭》，铭中兼及形影神。并遣人邀请谢灵运撰作铭文，此事自然是闻于远近。“影之与神形发生因缘，始于此事，渊明形影神之命题，必针对此事为之。”

与慧远观点的同异，关乎陶渊明之思想。故全文第二部分“释义”旨在推阐“题中自然之一义及诗中教要之辞旨”，分为“论此诗之为反报应说”、“论此诗之为反形尽神不灭说”两个专题。慧远灭生以绝情、息神桎生之论，不顺化之说，与渊明主称情以得生、自然以遂生者之论，纵浪大化，不喜不惧之旨趣相反。逯先生经过严密考证推理，得出的结论是：“渊明之见解宗旨，与慧远适得其反，《形影神》诗，实此反佛论之代表作品。”更加明确了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待佛教迷信问题，陶渊明与当时门阀士族文人抱着完全相反的态度，他所服膺的就是当时玄学家的自然观。逯钦立先生在肯定这种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因素外，又指出其带有形而上学性质，易使人“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也是造成诗人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逯先生对陶渊明的隐居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陶渊明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他虽然出身庶族，但其祖陶侃毕竟是东晋新贵，在政治上曾取得过成功。故而归隐并非渊明首选，是放弃政治理想之后，“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

《宋书》本传云：“（陶渊明）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逯先生考《宋书·百官志》，“知陶为祭酒，即别驾祭酒，职位较高。”又“陶渊明八岁，是年遭父丧”，即幼年失怙。“太元甲申（公元三八四），陶渊明二十岁。家庭衰落。”（《陶渊明事迹诗文昔年》）以“弱冠逢世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为据。足见其出仕前的青少年时期生活是比较拮据的。那么，这种“不堪吏职”之说，便显得不易理解，很值得怀疑。逯先生进一步提出，他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禄代耕”思想决定的，是因家贫而出仕，“谈不到什么忠君思想”。逯钦立又指出陶渊明以祖辈的荣宠为傲，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意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故当刘裕讨伐桓玄，他东下附“义旗”，其“封建正统思想”又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故而，其归隐是“不得已”而为之，“陶渊明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逯先生认为退隐躬耕，对诗人来说是件大事，但这“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更直言“研究陶渊明，不允许过分强调他的归隐”，这会导致“把非主要的作品当作主要的”，使研究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这对于今天的陶学发展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我们也应当对逯先生的观点批判地继承，对陶渊明“忠君”思想有更加充分的认识，毕竟其《命子诗》除了自矜祖上功业外，还有“在我中晋”、“天子畴我”、“慎终如始”这样鲜明表达立场的诗句。故其仕隐，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与意义，并不止于在“以禄代耕”与“放弃政治理想”间徘徊，有待于后人进一步研究。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