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找到更多中华民族的记忆

网上有关“考古找到更多中华民族的记忆”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考古找到更多中华民族的记忆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3月31日揭晓。无论是最终上榜的10个项目，还是止步于终评的10个项目，都是2021年度全国1700余个考古项目的代表。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中国样本抹掉“莫维斯线”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阿舍利技术是早期人类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20世纪40年代“莫维斯线”假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本次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组合，为“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专家点评：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这个遗址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是极为罕见的大型遗址。皮洛遗址海拔3700多米，目前发现的手斧已距今13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更早以前，中国人类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等极端环境。新的发现突破了“莫维斯线”，为研究早期大范围人类的迁徙、技术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出土的扭头跪坐铜人像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组合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金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岗上遗址南区墓地出土的典型玉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璜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中慕容智墓石志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明中都遗址宫殿基址出土的螭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独山玉制造的“工业园区”

该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

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若干“前坊后居”式大型建筑遗址、“坊居合一”式中型建筑遗址。这个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特别是最大的、编号为F1的“前坊后居式”7单元大型连间长房，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从遗址中出土与制玉相关的工具、原材料几千件。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石器质地主要是独山石，以农具和兵器为主。玉材主要为独山玉。

在黄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加工制作的相关资料。南阳有独山玉，玉产自独山，这就是人类最早利用、开发优质石质材料的案例。这里制作出来的东西流传范围不断拓展，这里就变成了经济中心、制造业中心等。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城

该遗址位于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也有部分东周、汉代遗存。

考古发现了巨大的城址：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墙宽10 22米，壕沟宽10 60米，最深处2.8米。这是海岱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墓葬分布集中，有明显成列排布规律。墓葬等级差异巨大，主要表现在体量、葬具结构及随葬品等方面，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三联棺、器物箱等葬具结构均是目前最早的发现。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这是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而且还是一个巨型的城。遗址上的墓葬之间规划有序，大墓可以在10平方米左右，大墓的随葬品100多件，这是非常罕见的，表明这个 社会 高度分化。这个遗址之所以重要，因为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尤其实证黄河下游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五千年 历史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顶尊跪坐铜人像、铜圆口方尊、玉琮、丝织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通过实物，尤其这次6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具体而微地实证了巴蜀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

活化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 历史 场景

该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本次考古清理了一批难得的秦文化饱水墓葬，极大地丰富了秦墓资料的完整性。收获了战国晚期的木觚全文约700字，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字体是典型的秦隶，形制罕见；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为今人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还发现了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至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墓葬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 历史 空白。

专家点评：王巍（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郑家湖墓地的AB区是楚人的，C区是秦人占领这个区域之后的墓葬。这些材料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 历史 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 历史 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个案。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这里才是汉文帝的霸陵

该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经过多次勘探，最终确认该墓为“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四周环绕110多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它与其西侧的窦皇后陵外围还探出了一周更大范围的夯墙遗址，形成了围合二者的大陵园。在大陵园内，还发现有两处23座外藏坑和4处建筑遗址。外藏坑中还清理出“车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铜印。

考古资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否定了霸陵在凤凰嘴或者汉文帝挖山成墓的说法。通过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都是模仿生前的活动、居住场景，这个理念是后来中国历代皇帝陵墓的一大特点。此外，发现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神秘王族的归宿地

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考古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如胡床、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备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该墓出土的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而编号为“马场滩M2”墓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有关吐谷浑蓬子氏的记载，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的墓，随葬器物非常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让我们知道了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这个地区处于唐王朝管辖西域的交通要道上，对于研究唐与丝绸之路沿线各个部族、民族的关系、交通史、工艺美术史等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唐王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关系的形成。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唐代西域戍边的记忆

该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以及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 社会 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可谓是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该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考古发掘，系统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全貌。出土的文书所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教材。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宫城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通过2015年至2021年的发掘，已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通过揭露夯土台基及其内部磉墩，厘清了宫城内前朝区宫殿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主殿前后殿加穿堂的结构，与宋元时期宫殿建筑形制较为接近，后殿西侧附属建筑组合则与北京故宫内同位置的建筑组合十分相似。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通过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中都体现了对宋元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它对明代南北两京工程规划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考古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明中都遗址的认识和研究，对研究我国古代都城规划、营建思想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从普通居住点到政治中心的演变过程

该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明晰了鸡叫城聚落群的演变过程。在距今八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是普通的居住点，逐渐发展为环壕聚落，然后发展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续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显示出极强的内在凝聚力。

考古人员发现的编号为F63的木建筑，建于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坐北朝南，主体建筑是建在若干立柱上，类似于杆栏式建筑。这是中国考古百年的首次发现。

鸡叫城遗址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演变过程：这个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更早阶段开始，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当地就有人，一步一步发展到巨大的城市中心，周围还有大大小小的遗址，变成了区域的 社会 ， 社会 程度是不是进入文明，这都值得深入讨论。

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的著名关隘

河西走廊雄关漫道，古代关城遗址甚多，其中最著名的关隘是嘉峪关、玉门关、阳关。

(1) 天下雄关嘉峪关

嘉峪关距酒泉三十五公里，筑关前，就是丝绸大道的途径之地。据文献记载，在五代甘州回鹘时期，在这附近就有天门关(有人说遗址在嘉峪关外黑山湖附近)，明代又在这里修筑嘉峪关。它是明代修筑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是明长城的西端，南连祁连山，北倚嘉峪山、黑山，因建在嘉峪山西麓的一个地势险要的高岗上而得名。

明代洪武五年(1372)，明代的开国勋臣、征西大将军冯胜、傅友德等奉命追歼元朝在河西的残余势力，攻取甘州、肃州，平河西。河西战役结束后，以“嘉峪关为中外巨防，西域入贡路必由此”(《重修肃州新志·边墙》)为由，在此修筑了一座关城。城高一丈八尺，周长二百二十丈，当时无关楼，并不雄伟。明正德元年(1506)，修起了东西两座城楼和官厅、夷厂、仓库等。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兵部尚书翟銮巡视西北边防，登嘉峪关，看到这里濒临西境，“为河西第一隘口”，但墙壕淤损、守备单弱，于嘉靖十九年(1540)修筑了关城，又令肃州兵备李涵监修了南至卯来泉(今北大河边)，东北至野麻湾北一带的长城，与嘉峪关相连，每五里设墩台一座，此后又增兵添将，设游击员一名，步将数百名驻守，嘉峪关才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雄关。

嘉峪关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在明代进出关口的商人、使臣都要注册登记，商人要写明驮运何物、来自何方、前往何地。守关人员白天点烟，夜里举火，将商人来到的消息传知酒泉，守关人员还可得到是否立即放行的信息。喜峪关是古代军事建筑的雄伟之作，这座总面积达3350余平方米的关城，有内城、外城、瓮城，形成了重城并守之势。城垣上高达三层的柔远门、光化门城楼，飞阁凌空，气势壮观。城内墙垣严整、雉堞环绕，有敌楼、矢楼、角楼，角楼的楼顶有砖砌的垛口，犹如高耸的碉堡，远处有烽火台。1842年，林则徐谪放新疆，途经嘉峪关，遗诗一首：“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 ?峭摩肩立，翰海苍茫入望迷。谁道淆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林公诗中描叙了嘉峪关的雄险。

嘉峪关不仅雄伟而且建筑质量高超，具有高超的施工技巧和质量。当年雄关的匠师们不仅提出了精巧的设计，而且还准确计算了用料，雄关建成后只多了现在重关上放的这块唯一的砖。关城的正门两侧，及瓮城北侧的墙角，投石叩墙角或两石相击，能引起啾啾之声如燕鸣，谓之燕鸣墙。总之，嘉峪关的修筑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的光辉，体现了古代匠师们高超的技艺和无穷的智慧。嘉峪雄关，巍然屹立，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

(2) 闻名遐迩的玉门关与阳关。 玉门关、阳关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两个重要关隘，是由敦煌出西域的必经之地。它们是汉武帝为抗击匈奴，联络西域，加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而设置的。两关都在汉敦煌郡龙勒(今敦煌)县境。出玉门关，经伊吾、鄯善、龟兹北行，即丝绸之路的天山北道(隋唐时期的中道);出阳关，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县北)、且末(今且末南)、精绝、扦弥(在今于田东)、于阗向西行，即丝绸之路上的南道。玉门、阳关雄踞于两道的咽喉之地，相距约七十公里。两关是丝绸之路在甘肃的最后的大型停息站，出两关后西行就到西域地区。

自唐朝以后，汉玉门关址究竟在何处，无人能说得清。到目前为止，对玉门关址之所在有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关址在唐代寿昌县旧址(今敦煌县南湖乡境内)西北一百一十八华里处。唐代以来的一些地理书如《括地志》《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均这样记载。第二种观点认为，关址在唐代寿昌县西北一百六十华里处。敦煌石窟保存的唐《沙州都督府图经》和后晋天福十年(后晋天福无十年，实为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就持此论。第三种观点认为，关址在敦煌西北的大方盘城，这是清代人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中的看法。第四种观点认为，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第五种则认为在千秋燧附近。这是甘肃省考古研究所1979年以来对敦煌境内的汉长城、烽燧进行大量考察、发掘后提出的最新看法。在没有最后确定真正的汉玉门关址之前，我们暂且把小方盘城当作玉门关址。

由敦煌西北行就到了玉门关，玉门关遗址在小方盘城，位于敦煌县城西北九十公里处。遗址呈方形，四垣保存较好，西和北各有一门，北门下部现已堵塞。遗址现残存面积六百平方米，城墙东西长24.5米，南北宽4.9米，城顶四周有宽1.3米的走道，内女墙厚0.85米，外女墙厚1.5米，城内东南角有一条宽0.83米的走道，靠东墙向南转上，直达顶部。城北大路旁，距城八十米处，有烽燧遗址。1907至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在离小方盘城不到90米的一座大驿站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文书，他根据汉简和文书判断，认为这是玉门关遗址。1944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鼐、阎文儒先生，对小方盘城以东的敦煌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察性试掘，获汉简四十三枚，这些简牍经过沙畹(E·Charannes，法国教授)、王国维、罗叔言等先生的研究考释，根据小方盘城附近遗址出土的“酒泉玉门都尉……”等字的简牍，多数人认为小方盘城即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后的玉门关址。但也有人认为玉门关址还应在小方盘城之西。1978年10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离小方盘城西十一公里的马圈湾烽燧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共获简牍一千二百余枚，还获得了珍贵实物三百三十七件，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许多简牍，有关于玉门关址、玉门关候及其管辖范围、玉门关候所属的屯戍活动方面的资料。考古人员根据上述资料，结合长城考察情况，认定汉玉门关不当设于小方盘城，而应设在马厂西侧。虽然这次考察并没有直接发掘到预想中的玉门关遗址，但这是迄今人们对玉门关的最新认识，为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唐玉门关自宋以后因陆路交通的日益衰落而倾圮，现已找不到遗迹。人们根据唐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所描绘的情景，与双塔堡附近实地对照，发现正与双塔堡南的苦峪城(俗称锁阳城，在今安西桥子乡南)遗址相合，猜测此城也许是唐玉门关遗址。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玄奘在瓜州问路的记载，唐代玉门关应该在苦峪城北数十里，即现在的双塔堡附近。

阳关遗址也在今敦煌县境内，距县城七十公里，其地称古董滩，又作葫芦滩。古董滩茫茫荒沙，随处可见汉代遗物，但并无遗址。1972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时，在古董滩西部发现了上万平方米的板筑遗址，经试掘，房基排列整齐，还有宽阔的城堡墙基，还发现有五铢钱、铜箭头、汉代陶片，以及耕地、窑址、水渠遗迹，总分布面积达十平方公里。文物工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初步断定这里才是阳关关址。阳关遗址与玉门关遗址相距一百四十里，近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阳关至玉门关之间的长城，每隔数十里有烽燧墩，古董滩南北均有烽燧，从整个布局看，阳关遗址正座落在南北烽火台群之间。

阳关的隐去是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结果，自然条件的变化，历代战争的破坏，大规模的开荒屯垦，破坏了这里的植被和水源，大自然失去了生态平衡，从而造成风沙逐渐侵移，出现了严重沙化。人们抵挡不住风沙的暴虐，离开这块世居之地，向东迁徙，大约在宋辽以后，当阳关人全部撤离之后不久，历史上曾一度赫赫有名的阳关就被流沙吞没了。阳关的消失，是历史上盲目屯垦开荒及战争造成生态不平衡所产生的恶果，实际上这是一场人被大自然所驱逐的悲剧。

关于“考古找到更多中华民族的记忆”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